> ——《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若干規(guī)定》的核心理念
績效考核本應是提升行政效能、激勵干部擔當的重要工具，卻在一些地方異化為基層負擔的源頭。隨著*辦公廳、*辦公廳《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若干規(guī)定》（以下簡稱《若干規(guī)定》）的出臺，首次以黨內法規(guī)形式將考核減負納入制度軌道。這場改革直指“考核泛化”的沉疴——指標膨脹、過度留痕、責任轉嫁等頑疾，不僅消耗基層干部的精力，更扭曲了治理目標。如何讓考核回歸“指揮棒”而非“絆腳石”的本質？關鍵在于從制度設計、技術應用、權責厘清到激勵機制的系統(tǒng)性糾偏。
考核異化：基層負擔的生成邏輯
過度量化催生“千分制陷阱”
西部某縣衛(wèi)健部門的綜合考核中，一級指標7項、二級指標18項，總分值超千分，連“工作人員著裝”都被納入評分。這種“千分制”“雙千分制”的考核體系，將工作拆解為瑣碎指標，迫使基層陷入“生怕哪一點做不好就扣分”的焦慮。更荒誕的是，某科研單位因未組織職工獻血，在年度考核中被扣分，導致整體評價下滑?？己说摹胺爆嵳軐W”背離了初衷——本應聚焦核心任務，卻淪為數字游戲。
目標偏差與問責濫用加劇避責行為
當考核與嚴厲問責綁定，基層行為邏輯轉向風險規(guī)避。例如環(huán)保、安全生產等領域的“一票否決制”，迫使鄉(xiāng)鎮(zhèn)簽訂層層責任書。某基層干部坦言：“十幾個鄉(xiāng)鎮(zhèn)總會有后幾名，排名靠后要被約談，只能拼命抬指標”。這種壓力催生兩種異化行為：一是“造材料”應付檢查，用留痕替代實績；二是“甩鍋卸責”，將問題推給下級或技術故障。考核本為激勵擔當，卻因目標錯位制造了“多干多錯”的逆向淘汰。
源頭治理：制度設計的科學化重構
清單管理壓縮模糊空間
《若干規(guī)定》要求省級建立鄉(xiāng)鎮(zhèn)（街道）職責清單，明確“以清單執(zhí)行為成效衡量依據”，從源頭阻斷部門向基層轉嫁責任。例如浙江通過“屬地管理清單”，限定鄉(xiāng)鎮(zhèn)法定職責，清單外事項需上級審批準入。此舉直擊“權責倒掛”痛點——過去鄉(xiāng)鎮(zhèn)承擔100多項任務，但70%無對應執(zhí)法權。清單制將模糊職責變?yōu)閯傂约s束，為考核劃出清晰邊界。
考核整合與指標瘦身的雙重路徑
針對多頭考核問題，《若干規(guī)定》提出“多考合一”與“總量控制”：一是合并內容重復的條線考核，如某市將32項督查整合為4次綜合檢查；二是嚴控指標數量，禁止“千分制”，強調“考準考精考實”。南開大學徐行教授指出，考核應聚焦主責主業(yè)，剔除獻血、著裝等非必要指標，推動部門間結果互認。例如北京某區(qū)取消67項考核中的“創(chuàng)建達標”類項目后，基層迎檢時間減少40%。
技術賦能：數字化考核的雙刃劍
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平衡
數字技術本可提升考核效率，卻因應用誤區(qū)催生“智能官僚主義”。西部某鄉(xiāng)干部反映，每天需在5個政務APP打卡簽到，處理20余類線上報表。這種“指尖上的形式主義”將技術異化為留痕工具?！度舾梢?guī)定》對此嚴控政務APP數量，要求清理功能重復的平臺。真正賦能需回歸工具本質：如上海運用大數據共享平臺，環(huán)保、市監(jiān)等部門調用同一套企業(yè)數據，避免重復填報。
穿透“數字鴻溝”的包容性考核
技術應用需警惕公平性缺失。老年群體對數字平臺適應困難，殘障人士難以操作智能終端。某地養(yǎng)老考核要求線上簽到服務記錄，導致農村助老員代填數據?！度舾梢?guī)定》強調考核需關注“群眾實際感受”，避免唯數據論。實踐中，浙江推行“群眾掃碼評價”與人工回訪結合，將線下服務納入考核權重。技術必須服務于人，而非制造新的數字壁壘。
激勵相容：從壓力傳導到動能激發(fā)
容錯機制與發(fā)展性評價的協(xié)同
當前考核側重追責，抑制創(chuàng)新活力。西南政法大學吳喜建議，考核結果應強化“典型示范”而非“懲罰警示”。深圳試點“基層創(chuàng)新容錯清單”，對改革探索中的失誤豁免問責，22項微創(chuàng)新因此推廣?！度舾梢?guī)定》推動考核從“量考”向“質考”轉變，例如某市將“歷史遺留問題化解率”“群眾滿意度”替代臺賬檢查。減負不是降低標準，而是讓考核指向真實治理效能。
資源下沉與能力建設的雙向賦能
考核減負需配套賦能措施：一是禁止縣級以下單位借調干部，保障基層人力；二是推動資源下沉，如四川向鄉(xiāng)鎮(zhèn)下放綜合執(zhí)法編制1400余個。浙江省委黨校王景玉指出，考核應“為干部騰出解決急難愁盼的時間”。某縣明確“周三無會日”讓干部下沉走訪，群眾訴求響應速度提升70%。唯有卸下無謂負擔，基層才能回歸服務本源。
以考核現代化奠基基層治理新格局
績效考核的減負改革，本質是治理理念的重塑——從控制導向轉向賦能導向，從過程合規(guī)轉向結果實效。《若干規(guī)定》的出臺標志著減負從“運動式整治”邁入“制度化長效”階段，但其成功依賴于三項深層變革：
1. 省級的權責界定執(zhí)行力，避免清單管理流于形式；
2. 數字技術的價值理性回歸，讓工具服務于人而非束縛于人；
3. 激勵結構的系統(tǒng)優(yōu)化，將容錯機制與群眾滿意度嵌入干部晉升通道。
未來的研究可深入探討：縣域差異化考核標準的設計路徑、算法在量化考核中的邊界、以及基層減負與行政效能的正反饋機制。正如基層干部所言：“我們需要的是解決問題的工具箱，不是捆綁手腳的繩索”。當考核真正聚焦實績、回應民生，基層干部方能從“應付者”變身為“創(chuàng)造者”，釋放中國治理最末梢的磅礴動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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